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男人走过。长风衣被吹得鼓起，背后有 8 个字：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」—— 这个场景浓缩了我对 2016 年春天的主要印象。那是我第一次报道上海时装周，去第一场秀就迷了路，站在外滩源圆明园路的路口发呆。跟上这个陌生人，我才顺利找到秀场。现在回想起那个春天，除了茫然、紧张、兴奋、匆忙和疲惫，剩下的便是这个场景。
我跟随他走进一栋叫「新天安堂」的老建筑。它不加修饰的内部反而让 T 台有种新鲜感，但台上的衣服和景象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我才得知，引路人身上的风衣就出自眼前正在展示的这个品牌，叫 Angel Chen。5 位穿白色风衣的人敲鼓开场，随后，16 个模特分成 4 拨，跟随鼓点，从红色灯光和白色烟雾中走出，脸上的妆容类似艺妓，发色混杂了红、绿和金，身着印有「龙」「鬼」图案的冲锋衣、镶满亮片的长裙或者宽大的牛仔套装。周围的人都在欢呼，而这一切带给我的却是一种令人全身紧绷的窘迫，身上的卫衣和牛仔裤也似乎变得有失体面。
接着，我又看到一场 Shushu/Tong 的秀。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上海时装周做展示，现场布置成一座小花园，模特们分成两拨，身穿粉蓝、粉红、碎花的连衣裙或短外套依次走出，相继摘起一朵花在手中摆弄。最后出现的是一位穿白色长裙的模特，她邀请观众拿出入口处发放的「花仙子」贴纸，贴在她身上。坐在身旁的一位买手低声告诉我：「国内现在正好比较偏爱这种清新、可爱又有点搞怪的少女风格。」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耸耸肩：「市场就是这样，难以解释。」
类似形式的发布秀在整个街区轮番上演。秀后群访上，一群 20 岁出头的设计师，面对一群 20 岁出头的记者，可以说只在拘谨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。但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」这 8 个字，大致概括了这批刚回国发展的设计师给人留下的年轻气盛的印象 —— 即便他们对于国内市场还一无所知。最频繁被提及的问题是「未来的计划」，但谈论它显得为时尚早。「今天，我们先不聊时装的未来」，有媒体干脆以此为标题来做报道 —— 直到 2019 年，这样的标题都还是相当常见。
上海时装周的吸引力最终落脚到两点：一个是「新声」，「有没有什么值得发掘的新设计师品牌」；一个是「商贸」，这是基于各种集团财报和市场报告所证实的经济、消费增速以及「全球五分之一时尚消费都在中国」的说法。它的活力来自于仍未成熟的时尚体系和涌动的资金：人人都可以试错，人人都想分一杯羹，人人都可以在这场巨大的、持续的实验中，添加他们所好奇的那个因子。然而如果说回中国本土时尚产业的发展，就必然谈及一个一目了然的尴尬事实：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后，中国仍然没有诞生多少真正具备「国际影响力」的本土时尚品牌、本土时尚媒体、本土 showroom、本土买手店亦或本土时装评论人。各个环节上的人都还在各自摸索 —— 一方面，和中国的许多行业一样，「速度」和「灵活性」相当关键；而另一方面，时装文化和顶级时装品牌，总需要时间积淀，而中国第一批设计师品牌诞生至今，也才不到 30 年。
今年春天在上海，这些场景和思绪又回到我脑海中。离上一次报道时装周已经过去了 4 年，如今算是久别重逢。许多时装周参与者大概也有相似感受，毕竟距离人们能再次畅通无阻地旅行，才过去不满 3 个月。谈资已经有很多：Shushu/Tong 和 Short Sentence 于 2022 年在上海锦沧文华广场开设独立门店；Calvin Luo 近期入驻成都 IFS。他们都是在 2016 年或 2017 年的春天于上海时装周首次露面，如今面对新一批涌入的设计师品牌，已经成为可以谈一谈经验的「前辈」。不少国际时尚品牌或集团的 CEO 及创意总监也来了，对于这个占全球时尚消费五分之一的市场，他们终于又可以实地探访。3 月 29 日我从北京抵达上海时，时装周的官方日程已接近尾声。不如轻松点，到处走走。收到什么邀请，就去看一看；想起哪位因疫情时隔 3 年才第一次回上海的朋友，就尝试相约见面。先后有 13 位时尚从业者与我见面或通话；除了交谈，每人也都提供了一张照片，分享他们在这个久别重逢的春天最有感触的瞬间。
刘丹霞（Dan）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右手挽住一个幼儿，让孩子的双腿骑跨在自己腰间。她看上去和初次见面时差不多，瘦削但精干，双眼会让你想到一头鹿。在时装周上，你总会遇到些不怎么受周遭影响，耐心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的人。Dan 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。2017 年，她与另一位设计师黄善鹏（Shan）创立了一个叫 Danshan 的男装品牌。同年我在 Labelhood 秀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发布秀：一些身材高大的男模特站在打印机旁，流露出一丝伤感，白色 A4 纸洒落在周围。两位设计师大量使用丝绸等材质绵软的面料，认为男性不必阳刚，也可以展示脆弱的一面。这是近两年才进入公众视野的话题，在当时显得超前。「现在可能也是。」Dan 说，女性议题的商业价值被不断发掘，但「男性的脆弱」则不然。但 Dan 挺放松，因为这就是她想表达的。3 年没回国，她把一切放心地交给上海团队。品牌长期合作的买手店主要位于中国和韩国，两地顾客贡献了大部分营收。一年前，她做了母亲，把家从伦敦搬到先生的故乡爱尔兰，住在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山区，家后就是树林。这次回来，她也是从容的，住在十几分钟车程之外的民宿，随时把孩子带在身边。
上一次我们见面还是 2019 年 3 月，当时离 Danshan 成为继 Craig Green 之后第 3 个获得 Alexander McQueen 基金会资助的品牌，还不到半年。当季时装周上年轻设计师品牌给人的整体印象，是开始拥抱新出现的各种商业机会，讨论「怎么活下去」；电商也开始介入 —— 天猫和纽约时装周主办方 CFDA 合作了「天猫中国日」（Tmall China Day），京东同英国时装协会（BFC）签署了 3 年战略合作协议。而 Dan 当时却花很长时间和我谈论「使命感」：「设计师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美学世界、价值观，然后用服装去传递 …… 被留下来的永远不只是设计，而是设计反映出的状态和产生的影响。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会更加重要。」Danshan 至今仍依照这样的思路在发展：品牌价值观是要打破公众对男性的刻板印象，SKU 一直是 70 多个；设计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演化 —— 经典衬衫尝试了更多硬挺的面料，包括与 LVMH 集团合作，使用后者的库存面料；产品组合中加入宽大的卫衣，这是 Dan 成为母亲后，注意力向舒适感转移的一种自然变迁。她在内心给自己设下一个朴素的目标：如果长期合作的买手店的数量，能让品牌保持健康生存，就可以生孩子。疫情期间，目标达成，孩子也顺利降生。Danshan 创始人之一 Dan 发来了她女儿的照片。
女儿叫 Taiga，13 个月大，这是她第一次来上海，
第一次「参加」时装周。
只要不在母亲的臂弯中，这个叫 Taiga 的 13 个月大的幼儿双脚一沾地，就四处跑起来。Taiga 的含义是「北方针叶林」，正是爱尔兰所处的气候带；发音接近「tiger」（老虎），是孩子的生肖。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她。直到最后，Dan 才想起要介绍一下这一季的主题，「北极星」。和许多时隔 3 年第一次从欧洲回到上海的人一样，除了疫情，Dan 也谈起战争对欧洲的冲击，难民的涌入，经济和人心的衰颓。在一切都变动不居的时刻，「北极星」是一种美好的指引和祝愿。
我和 Dan 会面是在 Autumn Showroom 里，它位于龙耀路附近一栋办公楼的 3 层。对于已经有 22 年历史的上海时装周而言，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 showroom，于 2020 年 9 月才成立。创立者陈婷婷是栋梁上海早期团队成员之一，见证了 2014 年的第一季；那时新锐设计师展区在上海时装周只有一天，还叫「栋梁一日」。她曾在当时还被称作「栋梁」的买手店做店员，随后又相继在 Not Showroom 及一家国际香水品牌的品牌部效力。疫情从某种程度上促使她变得为大胆，最终决定把脑中横亘了很久的创业想法变成现实。图中是 Dan 的女儿和 Mitsein 设计师之一陈婷婷带我沿着一个回字形走廊，依次查看每个隔间里的展间。共有 20 个品牌，整体给人的印象是优雅而女性化的，但又带一点酷。由于是 showroom 的最后一天，所有人都在准备撤场，我们在角落里的一块展板前坐下来。看着展板上正在接近理想比例的品牌构成，陈婷婷说起自己头脑中对于上海时装周的第一印象，是 2014 年「栋梁一日」中的 Sankuanz。她想不起更多细节，总之是「很炸，很多人」。查看当时的报道，那是一场「如同摇滚派对一样的时装秀」，票价达到当届时装周之最 —— 300 元一张，不还价。连体印花睡衣和粉红宫廷袖外套上点缀有「上流」「呸」「二」等字样、鲜嫩的小花朵印花、南方公园人物。男模或戴头套扛着彩旗出现，或梳金发朝天辫，手拉着手。那场秀促使陈婷婷没有像当时大部分服装设计专业的同学那样，把去太平鸟、杉杉等商业品牌当做理想工作，而是希望参与创造出 Comme des Garcon 那样的中国品牌。但这些情景对于大部分中国消费者来说，还很难被接受。2014 年，一位去看过「栋梁一日」现场的时装爱好者在她的豆瓣文章中写道：「有人会说你们时装讨论来讨论去，我还是就买那些衣服，热了我就短袖，冷了我就羽绒服，你们那些什么创造有谁穿？不过一场自娱自乐。我开始想有时候也该放松，不要那么认真，也许倒是大家都乐得开心了。」
然而一切也许就是从「自娱自乐」开始的。2014 年的上海时装周上，买手店长作栋梁（现更名为 Labelhood）联合创始人刘馨遐（Tasha）从圣马丁找来刚毕业的陈安琪（Angel Chen）和郭一然天（Yirantian），与张达（Bounderless 没边）、刘小路（Deepmoss）、上官喆（Sankuanz）等设计师品牌共同举办「栋梁一日」，第一次以成本更低、更强调实验性而非商业性的方式展示他们的衣服。时尚媒体出身的叶琪峥和林剑分别离职，各自成立了连接买手与品牌、提供订货服务的 showroom「DFO」和「时堂」。上海时装周组委会牵头组织起集合了数百个 showroom 的官方行业展会 Mode；而在栋梁开过快闪店、计划将外国品牌引入中国市场的顾叶丽也加入其中，开始运营 Ontimeshow。也是在这一年，麦肯锡在奢侈品行业报告中说，从 2008 到 2014 年，购买奢侈品的中国家庭翻了一番。此后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主要推手将从首次消费转变为增量消费。
更多具有良好时尚教育背景的年轻设计师、形式更多样的 T 台、可以集中订货的 showroom 和行业展会、「以前穿 LV、现在渴望有更多选择的消费者」，以及循声而来的买手和媒体 —— 一个看上去相对完备的时尚体系似乎形成了。
Gemma A. Williams 的手机里没有滴滴，一个刻板化的中国，但它是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拍的 ——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 —— 这就是我心里的中国！」伦敦时尚策展人 Gemma A. Williams 在 2015 年出版的《Fashion China》中采访了 41 位设计师，记录了这一变化。新书发布会在上海 10 Corso Como 举行，英国时尚商业媒体《时装商业评论》（The Business of Fashion，以下简称 BoF）创始人 Imran Amed 当时说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告诉中国设计师不能光有创意，还要有商业技巧。这一初见雏形的时尚体系到底孕育出了何种成果，难以仅用数字量化。除了政策背景，「钱」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兴衰，然而这不意味着它就得是唯一标准。人们在谈论时尚时，除了生意，总也有某种文化、社会观察和创造力上的期许，某种对美以及美的新形式的追求。时间来到 2023 年，「你们那些什么创造有谁穿？」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。对于消费者而言，可选择的品牌太多，信息和购买渠道也太多，问题变成了：「我该穿谁的创造？」
在美国波士顿读书时，吕回第一次接触到买手店。那家店位于波士顿最繁华的街区，叫作 Riccardi，已运营 45 年。她出生于金华市下辖的永康市，父母做外贸生意，家境不错，给了她足够的自由和资本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吕回毕业后选择回到金华，2015 年在家乡开出一家叫 D2Y Boutique 的预约制买手店，买下市中心一栋办公楼的一整层，包括一个带小花园的露台。她希望它能像 Riccardi 一样：有趣、有品位、开得持久。时隔 3 年回到上海时装周的买手吕回，只待了 3 天；每天早上 10 点出门，晚上 8 点回酒店，吃一顿饭。走到哪里，她都能听到有人说同一个词：「太卷了」。人们手上的可支配收入在变少，但谁都在争抢注意力。有更多档口老板转型做「设计品牌」，显见的特征是走进他们的展区，对方不谈论品牌故事，而是讲款式、面料；但有时也难以辨别。博主正在争抢买手店的生意，她们可以直接从品牌拿货，没有库存和租金压力，由于粉丝量大、直播订单多，有时还能争取到更低的折扣。一位设计师告诉我，一件单价近 700 元的背心在一位女明星的小红书直播间一晚上卖出了 400 件，而同款背心在该品牌合作的全部买手店的年总销售量，也不过 300 件。博主、D2Y 买手店主理人吕回
在 Ontime Showroom 内的设计师品牌 Xiaoli 展位
订货。这家买手店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下辖的
永康市，今年 3 月 31 日刚满 7 周年。
这种情况意味着，买手店主理人得更为全能，不仅要知道如何管理实体店和员工，还要擅长进货、会穿搭、会拍视频、会剪辑，甚至知道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博主；如果做不到，就需要充足的资金来组建一个足够全能的团队。线上渠道的扩张带来的另一个压力是库存管理。电商法中的新规「7 天无理由退货」，对于客单价更高的买手店来说，可能是致命的。「假设某天我销量非常好，2000 多元的衣服卖了 100 件，但 50% 都被顾客退货，我们是不是压手里了？」吕回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为保守，只准备了少量预算，把库存货品总额控制在五六百万元。实际上，她算是幸运的，本身已经是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博主，每周二定时从下午 4 点开始，直播 5 小时。我之所以认识她，是疫情期间远程采访 Ontimeshow 时，对方告诉我有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买手店靠直播自救，单场直播销售额就有数百万元，吕回的 D2Y Boutique 是其中之一。
2020 年春节，因为疫情风控，吕回在小红书上注册了账号，分享穿搭和新品。次年 4 月，小红书官方有工作人员来联系，邀请她做直播。相比线下，直播间销售额的增长表现得非常稳健，逐月从 50 万、70 万、100 万、150 万增至 200 万元。吕回还有 8 个微信号，每个号的通讯录中有 5000 名客人。她还同时开设了抖音账号，但没有精力去弄懂另一个平台的玩法，更多时间还是用一种语速相对缓慢、轻松的个人化方式，在小红书直播中和顾客沟通。这足以保证买手店的生意平稳运转。解封后，永康市的一些本地顾客甚至都懒得到店里了，会直接在微信上选衣服，送到家里来试。不断有本土设计师品牌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吕回，还有些是对中国市场感兴趣、通过中间机构来联系的国外品牌。订货或者补货不再以春夏和秋冬为单位，而是可以实时进行。对于吕回来说，时装周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，从订货逐渐转向了社交，「看看老朋友，顺便摸一摸实物。」
Andreina Longhi 费了一番周章，才把祖母的吊灯从米兰运到上海，挂在新工作室第 3 层的阁楼里。说新，也不算新了。她经营的综合性品牌公关策划公司 Attila & Co. 一年半以前已迁到复兴中路的这幢独栋洋房中，而直到 3 月底转机数次、花费数万元机票钱，她才第一次看见它的样子：沿一条狭窄的弄堂步行约 50 米，往左拐，推开一扇波浪形的金属大门，就是这幢周身雪白的坡顶木屋。就在 2016 年那个迷路的外滩源圆明园路路口，我认识了米兰人 Longhi。当时我希望了解一位外国观众对于这些发布秀的看法，正巧在街边遇上她。Longhi 告诉我，2007 年，她通过朋友的一句话第一次留意到中国设计师王汁（Uma Wang），看到她「在一个小房间里」展示「鲜花、蜡烛和一些美妙的衣服」。当时王汁已经在伦敦注册工作室，但还没有自己的品牌。小屋中的那次会面后，Longhi 带她去米兰走秀、登上意大利版《Vogue》。如今 Uma Wang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名字。我们结识后，Longhi 几乎每一季都会出现在上海时装周，代理的客户名单中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设计师品牌的名字：Angel Chen、Samuel Guì Yang、Percy Lau。
创始人 Andreina Longhi 时隔 3 年回到上海，3 月 30 日晚，新老朋友都被邀请来参加开幕宴会。Longhi 手上戴着女儿设计的用金属丝和水晶编织而成的戒指，穿一袭黑裙，金色的头发拢到而后扎成发髻。每隔 1 分钟，就有人走上楼梯，迎面拥抱她，而她几乎没有时间交谈。期间她抽空带一对法国室内设计师和我，去阁楼里观赏那盏水晶灯，水晶灯下是一幅由意大利摄影师为上海时装周拍摄的、寓意上海与米兰城市友谊的摄影作品，以及一个约 20 平方米的露台。那位室内设计师止不住谈论再回到上海的兴奋 —— 许多品牌的订单又回来了，这里的一切虽然还不如巴黎成熟，但活力正在恢复。Longhi 未置可否。次日早上，我们坐在璞丽酒店二层的餐厅里吃早饭。与 Longhi 同行的 Mia 告诉我，如今，Attila & Co. 合作的中国设计师品牌只有一个，是 Samuel Guì Yang，其他以国外高端服装或家居设计品牌为主，包括 Dsquared2、Maison Kitsuné、Seletti 等。「中国设计师品牌还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。」Mia 解释道。我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，Angel Chen 本季未举办发布秀；而 Percy Lau 不再以眼镜为主业。
Longhi 谈到的更多是她感受到的氛围：酒店中外国客人似乎变少了，交通尚未完全回复，中欧之间的航班数量仍然很少，需要转机数次，机票价格也仍然昂贵；米兰受到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，她在当地的团队不得不裁员。对于年轻人在秀场上和短视频中表现出的对于「Nudity」（身体裸露）的偏好，以及他们在「性」这个话题上的张扬，她感到有些新奇，试图理解。只有在谈及女儿时，她显得尤为喜悦 —— 女儿的珠宝品牌与 Dover Street Market 合作，将在日本展出，她次日就能再见到她了。
2015 年那本《Fashion China》的作者 Williams 出现在 Longhi 的开幕活动上，也是时隔 3 年回到上海，打算待上一个月。她流露出和那位法国室内设计师类似的兴奋，套了件 Chen Peng 的黑色羽绒服，背着 Babyghost 的背包；前者如今是她长期合作、提供品牌咨询服务的对象；后者是她一直很喜欢购买的最早一批中国设计师品牌，可惜去年 7 月也宣布停止运营了。
后来我们通过电话，谈论到中国市场的跌宕起伏。这几乎也是所有人都会提到的一点，2021 年，因为所有消费被圈在国内，而中国服装产业链的整个环节也都可以在本土自行运转，「生意好极了」；2022 年，一切降至冰点，一批人离开。
这是 Williams 在张娜的新店里拍的，
左边的大衣曾出现在 Williams 出版于
2015 年的书籍《Fashion China》中，
这次来，Williams 一走进店里就认了出来。
如今，又有一批人涌入上海，Williams 有位朋友最近就从伦敦搬到上海，打算做品牌咨询。「这里的人们一直都是这样的，非常灵活，模特、品牌咨询、设计师、买手、showroom 主理人，一个人可以在这几种身份间转换，也可以同时拥有几个身份。一切都是可以尝试的。」Williams 说。「但有些设计师似乎仍然认为『商业性』是个坏词，我想说，它不是。」那本《Fashion China》，如今需要被重新写就。实际上，Williams 认为中国时尚行业的运转速度已经快到一本书无法及时记录的程度。她记得 2015 年，这本书从完成到出版之间隔了 8 个月，这期间诞生了 Feng Chen Wang。此次时装周，她参加了 Feng Chen Wang 与雅诗兰黛合作举行的先锋美妆发布秀，感慨自己没能把如今最受瞩目的品牌之一记录在书中。「重写这本书的话，我得把设计师列表全都更新一遍，包括当时作为顾问的那些专家列表。造型师、摄影师、秀场制片、美妆师、发型师，这些时尚产业里各个环节上的创意人士，也应该被写进书里。有许多新品牌聚焦女性力量、运动机能以及小众香水，也有更多出色的电商品牌。是的，我该重写一本书。」
Williams 所提到的那批上海时装周的新客人，包括 Communs 设计师胡赛和 Yuhan Wang 设计师王予涵。胡赛和合伙人赵岩婷在南昌路租下一个小洋房，改造成一个叫「凡物」的空间。一二层展示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的中古家具、油画、器皿和各种物件，三层则是服装品牌的 showroom。Communs 成立于 2017 年，许多衣服是他们去罗马尼亚、乌克兰等地旅行，用新面料换来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用旧的面料，以当地文化为灵感手工制作的。疫情期间，两人在自己的工作室内制作了 1000 件衣服。设计师品牌 Communs 及展示空间凡物主理人之一
赵岩婷给《T》中文版发来的这张照片，
是她在从巴黎回上海的飞机上拍的。
她说：「未知的旅程，让我紧张又兴奋。」
「设计师的创造力是有限的。」胡赛坐在一楼靠院子的一张木桌前对我说，我们身边另一张桌子上，摆满堆得好似城堡的玻璃杯：「我想我可能没法在巴黎等很久，要想很多办法找到品牌活下去的各种可能。」他总结了品牌在巴黎时尚消费中的处境 —— 那里买手店的审美风格主要在暗黑和街头风之间来回变迁，而 Communs 两种都不属于。虽然并不熟悉上海的消费市场，但他们想把这个新空间当做一个端口，尽量了解、吸收本地的一切。Yuhan Wang 成立于 2018 年，因为被 FashionEast 看中，王予涵获得了进入 Marni 设计部工作的机会，与此同时，她把自己的品牌作为爱好经营着，工作日在米兰，周末则回到伦敦。为了兼顾两边的工作，最初 6 个月她要在伦敦和米兰之间飞行 25 次。2019 年，她最终决定从 Marni 离职，专心经营自己的品牌，次年在 Labelhood 的邀请下举办了两场秀、一次快闪店。本季时装周，她时隔 3 年再度与国内买手在 Not Showroom 接触，听到他们关于「裙子太长，需要改短一些，开衩也要高一点」这样的反馈，反而感到愉快而充满期待，渴望听到更多关于本土市场的反馈。
设计师王予涵给《T》中文版发来的这张照片，
是在品牌 Yuhan Wang 在何东旧居
附近办 Showroom 的第一天拍下的。
上海时装周期间，她基本上都待在 Showroom，
这也是她时隔 3 年第一次回到上海。
用新品牌来形容 Communs 和 Yuhan Wang 也许并不恰当。他们的成立时间与第一批回国在 Labelhood 展示的品牌其实差不多，只不过更晚来到上海时装周。如今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成熟的体系。比如，早年还有诸多设计师抱怨，难以找到工厂和面料商愿意接设计师品牌这么小的订单，而如今，设计师品牌已经成为工厂和面料商眼中的必争标的；外贸受疫情冲击后，许多上游环节的从业者都意识到，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合作者，而设计师品牌的消费市场和销售体量已经逐步成形。但另一方面，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、被有类似价值观的消费者看见，变得更难了。「每次有设计师进入这个市场，他们的疑问都差不多，但这个体系在变得更成熟。Shushu/Tong 从第一季算起到今年，就要满 8 年了。有没有可能这些新的设计师被大家知道和接受的周期，可以缩短到 3 至 5 年？我觉得这是一个体系的成长。」 Tasha 后来对我说。凡物空间二层挂着一幅油画。赵岩婷说，这是他们购入的第一幅大型油画，创作于 19 世纪。画中是一对老夫妇，他们坐在桌前，眼神和整幅画的色彩一样柔和。这幅画让我想起一个已经离开中国市场的品牌 Sirloin。2019 年 3 月，我在静安区万航渡路边一栋安静的三层小洋楼里第一次和 Sirloin 的两位设计师交谈。他们的 showroom 位于顶层，光线很好。一幅巨幅油画挂在显眼的位置，画中人物就是两位设计师本人，由一位广州画家绘制。这对情侣兼合作伙伴那时才 20 多岁，但在画中已经老态龙钟；角落里还坐着只花猫，那是他们想养但还没时间养的。画的意思是：做一个长久的品牌。
那间 showroom 的名字叫 R130 Space，由「播」（Broadcast）母公司日播集团推出。在介绍资料中，R130 Space 表示他们会帮助品牌「降低成本、保证灵活的制样和成衣生产周期、无最低起订量的限制」以及「遍布中国及周边地区、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网络」。Sirloin 后来离开了上海。搬到上海 6 年、在 Sirloin 担任销售 3 年的法国人 Jose 当时站在那幅油画旁告诉我：「很多买手不是在为时装买单，而是在为漂亮衣服买单。」（Many buyers are not buying fashion. They are just buying beautiful clothes.）他的意思是，比起向消费者介绍新品牌及其想要传递的完整理念和价值观，一些买手仍然更注重款式。
我穿着 Sirloin 的一件黑色上衣与 Tasha 见面时，她认出了这个品牌，有些叹息地说：「他们的美学概念可能有些超前了，如果能坚持到现在，状况可能会好得多。」运营近 10 年，Labelhood 团队架构更加完整，团队也越来越大，去年搬进了 800 秀创意园区，占据了一栋办公楼。Labelhood 经历了 Williams 口中的跌宕起伏。2021 年，他们的营收同比翻了一番，但到年中开始走下坡路，次年则因疫情受到冲击。有不少年轻员工选择离职回老家。2022 年 6 月 1 日零点，Labelhood 组织了一场名为「We Are Back」的门店重启活动。他们清理了梅雨季在店内角落里留下那些斑污，又请设计师南朗用毛笔在橱窗写下「We Are Back」。许多设计师朋友和客人在午夜前来。春天终于又回来了。今年春天，Tasha 见到了更多老朋友，包括一位从日本赶来的、许久未见的东丽面料公司的负责人。
Tasha 和 2013 年起就认识的
两位老友，在一位首次在上海时装周办秀的
新设计师品牌秀场又相见了。
他们拍下了三人的影子。
去年 11 月底，对于接下来一年该以何种姿态开展工作还有些迷茫的 Tasha ，去欧洲与几个合作伙伴见面。「总觉得我们跟世界的连接已经中断了那么长时间，不能再继续这样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一定要去。」LVMH 大奖评定前夕，有评委询问了 Tasha 的意见。虽然之后入围的亚洲设计师并未最终获奖， 但 Tasha 的想法并未改变：「只要他们愿意考虑，就是好事，即便是为了强调政治正确和多元性。」
而在国内市场，Shushu/Tong 与 Maison Margiela 差不多同时在上海锦沧文华广场开设独立门店，是要发出另一种信号：本土设计师品牌可以有与国际设计师品牌媲美的实力。说到这，Tasha 提及她在小红书看到的一则推文。那则推文提到「腰部设计师」这一说法，并将其定义为拥有 20 - 60 家门店或合作买手店的设计师。
「这很可笑。如果说今天是以设计师合作的渠道来去评判头部、中部、腰部、底部，这相当于又回到了一种强调规模和数量的工业化思维里。如今我们经常谈论的这些品牌，Ms Min、Uma Wang、Samuel Guì Yang 等，按这种逻辑，全部是『腰部』设计师。能称之为『非腰部』的，可能是大量批发渠道非常下沉的城市。」Tasha 有些激动地说：「当然，有很多传统行业的人也会加入到与时装周相关联的整套体系中，但是我们想按照原来的标准坚持，即以设计为核心。」
我后来得知那个穿得花哨的男人叫张天蔚，也是记者，先后在 BoF 和 《女装日报》（Women's Wear Daily，以下简称 WWD）报道中国市场的故事。如今，那件背后印有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」字样的风衣，被存放在衣橱深处。时隔 3 年从伦敦回到上海，他穿一件轻便的卫衣，看上去是一位普通男性的样子，方便四处走动。
由于时装周这次发布秀的日程安排没那么紧凑，张天蔚有了更多闲暇可以在城市里探索。他发现 showroom 的分类正在变得更细致，如果想看新品牌，可以去 Lab Showroom，想找新锐但相对成熟的品牌，喜欢色彩鲜艳一些的可以去 Tube Showroom，偏好前卫的则可以去 Not Showroom；如果要找更大体量的，则可以去时堂、Ontimeshow 或 Mode。从某种程度上，上海时装周正变得跟巴黎或米兰更接近，除了发布秀这样的活动经济，也有 showroom 和行业展会等组成的商贸体系支持，而不像伦敦或米兰那样，以发布秀为主。
刚建成的前滩太古里也让张天蔚很兴奋，他认为这里的品牌结构、动线设计和整体规划，展示出只有上海才有的那种野心和希望。反之，在欧洲，人们的消费热情在衰减 ——「疫情前一品脱牛奶只有 0.5 镑，现在已经涨到 1.05 镑。这样的状况，人们不会愿意花更多钱在衣服上。」
在四大国际时装周上，张天蔚也看到更多中国设计师品牌的面孔，如 Shuting Qiu、Rui、Susan Fang、Private Policy。「很多设计师在国内取得一些成绩后，还是有强烈地在国际舞台上被看见的渴望。不过西方市场是另一套体系，需要谨慎。」张天蔚说。
那是一套根深蒂固的话语体系。在这套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中，一个设计师从籍籍无名到拥有一定影响力通常需要数十年。这位设计师未必要出生于非富即贵或有家世传承的家庭 —— 被众多业内人士仰慕的 Raf Simons 或 Alexander McQueen 就都不具备这两点（前者的父亲是守夜人，母亲是清洁员；后者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）—— 但成长路径至少需要包含 3 个要素：合适的商业伙伴、贵人的提携以及一定的成熟品牌从业经验。他们通常毕业于正统西方时尚学院，随后通过毕业秀或四大时装周获得买手、时尚评论人的关注，乃至大集团或投资人的青睐。其中又有不少在被任命为 Louis Vuitton、Dior、Balenciaga、Loewe 等知名奢侈品牌创意总监后，达到声名的巅峰。当然，他们大部分仍然是白人。
张天蔚作为一个在西方媒体工作、报道中国市场的中国人，想在媒体那一环上，稍稍撬动这个体系的一小块，至少让中国时尚行业的故事，能持续在英文世界中被看见。
回头看，2007 年对于中国时尚设计师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。「中国独立设计师」这个字眼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国内媒体上。那一年，从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（Central Saint Martins）学成归来的邱昊在伦敦注册了同名品牌 Qiu Hao。如今，邱昊的 Qiu Hao、张娜的 Faked Tatoo 等，销售体量已经超过数千万，足以在保持自己价值和审美体系的前提下，更好地生存。而后来者们面对不断变化的境况，也都在寻找各自的方式。
日本自由撰稿人小山到上海的第一天，路过一家水果店。
「这种很红很红的店在日本几乎都没有找到。
我路过这家店的时候在心里想
『这就是中国，一点都没有改变！』。」
今年春天在上海与这些从业者的交谈，让我想起 2019 年在 Labelhood 秀场旁听的一场座谈。当时，时尚学术杂志《Vestoj》主编 Anja Aronowsky Cronberg 感叹说，时尚的定义虽然比以前更加宽泛，但似乎也更加封闭了。「许多人都能发出声音，但声音似乎又太多了，人们又回归到一个个小团体中。时尚体系一方面似乎更加开放，另一方面又仍然排他， 得把一些人关在外面，好用这个证明自己。」
而曾任 Barneys New York 时装总监、后为亚马逊等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 Julie Gilhart 则回应道，这个话题让她想起在旧金山一个新材料实验室里遇到的年轻人。她询问其 5 年后的目标，对方惊讶地说「5 年？我每 6 个月就得回顾一下。」在中国，这个速度当然更快。改变体系的会是这些更年轻、更灵活的人，而不是那些久处其中、身居高位的人。「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，但也是个伟大的时刻。它让时尚回归其根本：不裁决，只映射。」（Fashion doesn’t dictate, just reflects.）